1517年10月13日，维腾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·路德在维腾堡教堂门上张贴了《九十五条论纲》，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。

改革的核心理念是“因信称义”。缺乏宗教知识的中国读者可能难以理解，一个教义的改变就可以引发一场社会运动，后来甚至还引发许多次宗教仇杀和宗教战争。其实，对因信称义的理解远超过基督教之外，是个人解放的一部分。

基督教徒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上帝面前“称义”，赢得上帝宽恕。“因信”的意思即“因为信仰”。这两个概念联起来，指一个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。这本是所有基督教派共同拥有的信仰。但中世纪天主教发展出繁杂的教规，声称只有通过神职人员的工作才能令信徒“得救”。

那时候天主教有一个“功库”的概念，认为凡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上帝的宽恕，因为凡人积累的善功不够。但耶稣在受难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善功。它们被放在一个“库”里面，由教会继承。凡人可以付钱购买一部分善功，从而获救，实质上是变相掠夺财产，发展到后来就成了赎罪券。

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突出“因信称义”，声称信徒只要有信仰，都可以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典。宗教仪式、教规、职业教士的权力都没有什么用途。

其实，这不是人类宗教史上第一次如此意义的改革。在这一事件发生九百年前，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提倡的“明心见性”便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它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可以自己领悟成佛，不需要借助于宗教仪式和神职人员。慧能的改革没有引发什么战争，而是将佛教世俗化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派别。一东一西，两种文化下的宗教改革值得并列介绍。

这些和心理训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众所周知，目前对普通人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心理咨询，而心理咨询界正在重犯中世纪天主教的错误。他们宣传这样一种观点：普通人自己无法获得心理健康，必须接受咨询师的咨询才行，各种心理疗法都有神秘的功效，可以克制“心理疾病”（魔鬼？）。

晚近时期，咨询界更是建立起复杂的等级制度。咨询员——咨询师——督导，中间还分成各种级别，不一而足。一级高于一级，下一级咨询人员有心理问题，需要由上一级咨询人员来解决。这和天主教当年复杂的等级制度何其相似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神甫——主教——红衣主教——教皇这个阶梯。

而心理咨询界从未给出理由，来说明为什么建立这种等级制度有助于心理健康？为什么只有上一级的人才能辅导下一级的人？

心理训练应该基于和“因信称义”类似的原则：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都要通过自己努力来获得，他人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，只能提供知识、训练方法和训练时的帮助。

欧洲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大激发平民中的宗教热情。在传统的天主教体制里，既然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还必须通过神职人员才能得救，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去追求宗教精神呢？而“因信称义”观念告诉信徒，获救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要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任。这使得新教迅速扩张，并且在政治、经济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力量。马克斯·韦伯甚至认为，正是新教伦理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。

与此相仿，中国世俗理论界在评论惠能创立禅宗时有一句话——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。这句话是贬义的，然而从宗教界角度来看，能取得如此结果当然算是伟大成功。

对心理咨询做类似的改革，其规模虽然无法和禅宗建立，新教改革相比，但它也将势必激发全民学习心理学，从事心理训练的热情。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心理健康，并非需要某些神秘的治疗术或者专家才能获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告解——天主教与心理训练

   在不少西方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情节：教堂里面有个“大木笼”，笼中又分成两部分。信徒走进其中的一半，向呆在另一半的神甫忏悔。因为在这个特殊环境里，两个人互相看不清对方的面貌，只以听到声音，所以又引发不少戏剧性情况，比如间谍们会在此联络，传递情报，或者俗人化妆成神父打听别人的隐私。这个特殊的活动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共同的仪式——告解。

  虽然其它宗教也有忏悔仪式，但告解是在秘密场所下举行的，周围不光没有闲人，信徒甚至无需和神甫照面，只闻其声便可，这无形中极大地缓解了精神压力，有助于人敞开自己。神父对于信徒所告诸罪必须保守秘密，这条职业规则也保证了信徒放下压力。这种仪式经千年而不绝，客观上说明人们确实有忏悔的精神需要。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悔过，放下罪恶感。

精神分析建立以后，弗洛伊德要求病人躺在躺椅上，分析师走出他的视野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面。病人要讲出令自己难堪的回忆，分析家承诺不将听到的东西外传。许多人都发现这个过程类似于告解。